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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文字的规范化工作，宣帝时征召张敞等续《仓颉篇》，平帝时曾召集通晓文字学的百余名学者在未央宫里讲文字，章帝时召集诸生、博士大会白虎观，“讲议五经同异”（五经：即五部儒家经典，指易、书、诗、礼、春秋）等。
汉代通行的文字是隶书。隶书早在六国时期就已萌芽，通行于秦汉两代。秦隶称为古隶，汉隶称为今隶。今隶是从古隶演变来的。隶书名称的由来，说法不一。多认为造隶书的人或使用隶书的人是徒隶，
因而得名（徒隶：一说指服劳役的犯人，即刑徒；一说指衙役或狱卒）。汉代称秦以前的文字为古文，也特指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里的古文；称当时通行的隶书为今文。从小篆到隶书，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文字学上叫“隶变”。隶变结束了古文字时代，开始了今文字时代。隶书突破了古文字的象形性质，奠定了方块汉字的基础，是古文字与今文字的水分岭。隶变体现了简化的原则，使汉字简易好写了，书写速度加快了。但是由于形体变化、笔画减少，有些字的本义看不出来了，依据隶书分析汉字的结构、探求汉字的本义及读音都相对困难了。因而有人在讲解经书字词章句时，常有讲错的情况。
汉代儒生讲五经的有“古文学”和“今文学”两大派。两派互相排斥。许慎，字叔重，东汉汝南召陵人，博通五经，属于古文学派，人们称赞他“五经无双许叔重”。汉代的今文经是用隶书写的。由于字的形体、结构变化太大，没有了象形的特征，有的字已看不出本义了，这就难免有误解经文本义的现象。为便于通过分析字形而讲解字义，以避免一些俗儒在解释经文时穿凿附会，而求得经文正解，许慎对小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，编纂了以小篆为正体的《说文解字》，重新规范小篆的形、音、义。他在《说文解字·序》中说自己编《说文》是“遵修旧文而不穿凿”，“叙篆文，合以古籀”。《说文》收小篆正体9353个，籀文、古文及其他异体1000多个，附于正体之后。这种编排，也具有规范的性质。对后世字典的编排，具有借鉴作用。
汉代，由于隶书已上升为主体文字，自身也需要有规范标准。熹平四年，蔡邕“以经籍去圣久远，文字多谬，俗儒穿凿附会，疑误后学”④为由，上奏皇帝请求正定六经文字。于是政府组织力量，用当时通行的八分隶书，刻《周易》等七种经书于石碑上，立于太学门外，作为隶书的规范标准，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，人们纷纷前往观看摹写，规范汉字的作用非常明显。以石经作为文字规范的标准，效果稳定而持久。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碑刻经书，后世多有石经问世，作用大体相同。
3、唐代的汉字规范
楷书萌芽于西汉，东汉末年渐趋成熟，盛行于六朝之后。“楷”即法式的意思。楷书又叫正书、真书，是由汉隶演变来的，是汉隶的简化。东汉末年，产生了草书，草书是书写快速的草体，分两类，一类从汉隶发展而来，叫草隶，也叫章草，汉隶演变成楷书，也是受到了草隶的影响；另一类是从楷书发展来的，叫今草或狂草。唐代开始，狂草写法更加随意，不易辨认，只有书法艺术价值，却没有了实用价值。楷书，写起来比隶书简便，又比草书整齐，至今仍然是通行的字体。
从东汉末年，经过魏晋南北朝，到隋唐统一，历时近四百年，其间战争频仍，社会动乱，文字的使用也相当混乱，字体、字形相对无定，俗体字、异体字数目繁多，经典文字也失去了统一的规范，对士人读经以及国家颁布政令都有不便，所以隋唐结束战乱，国家统一以后，文字的规范问题，就提到日程上来了。
唐代的汉字规范工作主要表现在“字样”之书的刊行上。
唐代刊行字书，做法与汉代相似，也是围绕刊正经书典籍进行的。刊行字书的目的都在于正字。唐代的字书很多，其中对文字规范影响最大的就要数颜师古的<字样》一书和颜元孙的《干禄字书》了。 [本文共有 8 页，当前是第 2 页] <<上一页 下一页>> |
